封面新闻记者 边雪
当三星堆的青铜面具、青铜神树成为数字传播中的热门符号，古蜀文明如何才能不止于几个令人惊叹的文物？那些藏在器物背后的历史交流、日常生活与考古研究，又该如何被更多人看见？
10月31日，2026中华文化天府论坛在成都举行。论坛期间，封面新闻记者专访了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赵丛苍。围绕古蜀文化圈的历史互动、数字时代的遗产传播以及“活态传承”的内涵，赵丛苍提出，古蜀文明并非一个孤立的文化单元，而是区域交流网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的遗产传播，也应当从真实的历史关系出发，避免将复杂的文化内涵简化为单一符号。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赵丛苍。
在赵丛苍看来，考古学与数字传播并非对立关系。关键在于，传播不能以牺牲学术性为代价，而应通过更灵活的媒体表达，让公众理解考古发现背后的研究逻辑。“我们今天身处一个典型的数字传播、全民围观的时代。考古不再是深埋田野、与世隔绝的冷门学科，地下的遗址、出土的器物、沉睡的文明，正在短视频、直播、数字文博的助力下，实现前所未有的‘破圈传播’。”赵丛苍告诉封面新闻记者，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一个核心矛盾：流量能让遗产被看见，却未必能让文明被读懂，引导民众建立完整文明观。
古蜀文明不是孤岛，传播不能只剩一个符号
“古蜀文化圈它是一个互动的文化圈。”采访中，赵丛苍首先强调了古蜀文明的开放性。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公众对古蜀文明的认识，容易围绕三星堆等具有鲜明视觉特征的文物展开。但随着考古发现不断丰富，人们对古蜀文明的理解也逐渐发生变化。
“蜀人是开放的，对外有比较多的交流。”赵丛苍解释道，古蜀在巴蜀文化圈中尤其是商周时期发展水平突出。但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个封闭、孤立的文化单元。大量考古发现证明，古蜀人与长江中游、汉水流域、西北以及西南地区都有广泛交流。
这种开放性，恰恰是古蜀文明值得进一步挖掘的文化内涵。对于数字时代的遗产传播而言，如何呈现古蜀文明与其他区域之间的互动关系，比单纯展示一件文物更有意义。
数字技术让考古成果突破空间限制，也带来了新的传播挑战。赵丛苍坦言，数字化传播本身具有简单化的倾向。如果把握不好，确实可能将复杂的历史互动网络简化为单一符号。“如果我们媒体人数字化，把考古的发现、历史的研究、文化的现象能够真实地，而且通过媒体的手段灵动地反映出去，在忠于史实本身的基础上，再加上媒体灵活的宣传手段，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可以避免的。”赵丛苍说。
三维扫描、数字复原、线上展厅和沉浸式直播，让过去藏在考古报告中的文明证据变得可视化、具象化。遗址不再只是专业研究的对象，也能够成为公众理解历史的入口。但真正的难点，在于如何让公众从“看热闹”走向“看门道”。
器物不是简单的网络素材，遗址也不只是猎奇景观。每一片陶片、每一处地层、每一组遗存，都与年代判定、文化分期以及文明演进的研究逻辑有关。在赵丛苍看来，媒体应当忠于考古发现与历史研究，通过灵活的表达方式呈现文化遗产的真实内涵。传播可以生动，但不能脱离史实；可以通俗，却不能将复杂的历史关系压缩成几个容易传播的标签。
大传统容易破圈，小传统更需要被看见
文化遗产传播中，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具有鲜明符号和较高文化辨识度的内容，往往更容易获得公众关注，而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内容，却不一定能够顺利进入传播视野。
赵丛苍曾区分过“大传统”（宗教祭祀、高端礼制）和“小传统”（日用陶器等百姓文化）的概念，并指出跨区域交流中“大传统”容易传播而“小传统”难以改变。当前数字技术热衷复原祭祀坑、青铜神树这类“大传统”奇观，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遗存往往传播声量微弱。对此，赵丛苍认为，这种传播差异在数字时代依然可能存在。
“大传统”往往具有较强的象征意义，公众更容易从中识别文化价值，也更容易形成主动接受和传播的意愿。与此同时，“小传统”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联系更加紧密，却不一定具备同样鲜明的传播符号。赵丛苍指出，公众在接触文化内容时，往往会根据自身兴趣进行选择。对于感兴趣的内容，会主动接受，并在理解过程中进行筛选和改造；对于暂时不感兴趣的内容，则可能产生抵触。
炒股杠杆这种传播差异并不能简单归结为公众缺乏文化兴趣，而是意味着文化传播需要更加关注受众的接受规律。赵丛苍认为，媒体应当主动运用传播手段，深入挖掘古蜀人创造的文化遗产内涵，将其中与公众生活、历史经验相关的内容生动呈现出来。“如果只呈现文物本身的外观，公众获得的可能只是对某个文化符号的印象；如果进一步展示文物所处的历史环境、相关考古发现以及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公众便有机会理解其背后的文化意义。”
对于“小传统”而言，这种传播方式也能够提供新的空间。文化遗产传播的目标，不应只是让公众记住几个标志性符号，还应当帮助他们逐渐认识文化遗产的丰富性。
考古传播不能只展示成品，更要让公众看见证据
考古工作强调实地调查、精细记录和证据积累，研究结论往往需要经过长期的分析与论证。而数字传播更加注重内容节奏、视觉表达以及公众的情绪共鸣。两者在工作方式上存在差异，但并不意味着考古学只能停留在专业领域。
“把考古的知识、考古的收获传播给公众，这个一定是需要的。”赵丛苍告诉记者，传播过程中需要坚守两个原则。“首先，考古学的学术性不能打折扣。不能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某项考古发现，就消耗知识本身的价值，更不能为了追求流量而改变历史事实。其次，要尽可能运用媒体手段，将深奥的考古知识转化为公众容易接受的形式。”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赵丛苍圆桌论坛发言。
学术严谨是传播的底气，大众传播则是学术价值的延伸。考古学既不能退守书斋，也不能放任娱乐化消解专业。真正需要探索的，是如何让专业知识以更加灵活的方式走向公众。
对于近年来频繁出现的“活态传承”概念，赵丛苍也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在他看来，活态传承不仅仅是器物或遗址是否被持续使用、改造，更重要的是，遗产能够被不同时代的人不断重新认识和解释。赵丛苍认为，首先需要让公众了解考古工作的实证过程，而不是只展示最终形成的宣传品，让公众了解考古发现是如何形成的，能够帮助他们进一步理解研究背后的逻辑。
考古人员与媒体能够提供专业知识和传播经验，但公众也能够带来不同的需求与理解。通过适度参与，传播内容可以更加丰富，也更贴近现实生活。“地下遗产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历史见证。数字时代的传播，不应只是让遗址和器物成为网络热点，更应让公众理解其背后的历史关系、考古证据与文明脉络。”在赵丛苍看来，如果公众参与其中，能够让遗产传播的内涵更加丰富，使其变得“更为灵动、更为接地气”。
让沉睡遗产被看见，让厚重文明被读懂。如何在严谨治学与大众传播之间找到动态平衡配资平台选择误区有哪些，既是考古学走向公众的时代课题，也是文化遗产实现当代传承的重要路径。赵丛苍直言：“未来的考古学，既要坐得住冷板凳，守得住学术本心；也要站得出大舞台，讲好中国故事。”
配资资讯网提示：本文来自互联网，不代表本网站观点。
